一
1944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脚步逐渐远去，中央党校的学员们踊跃汇聚一堂，全神贯注地研读并深入探讨党的历史路线的优劣得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尤其针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我们勇于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宝贵意见。
历经整风运动的磨砺，党内风气焕发出一股充满活力的健康民主气息。学员们坦诚相待，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是针对中央主席，抑或是军分区司令员，无论是政治、军事领域，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作风，他们无所不谈。在党中央以及毛、朱、彭等领导人的亲自指导下，八路军各师的领导集体汇聚于中央党校的宏伟礼堂，共同商议国家的大计。
会议将至召开之际，刘伯承师长与我交谈结束之后，便向我示意，让我在其身旁的座位就坐。在这座庄重而肃穆的大礼堂内，前五排的座位早已由党中央的领导人同志和军队的高级将领依次占据了。我则被分配到了第六排的座位。毛主席正好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旁边。正如数日前所预见的那样，大会依约有序地进行着。
台上仅设有一座朴素的讲台，任何人皆可随意登台，畅所欲言。在讲台的侧畔，一位干部正全神贯注地记录着现场的每一细节。起初，两位发言者依次上台，我并未对他们给予特别的关注。然而，当轮到我所在的部队——一二九师军法处的丁武选处长走上台前发表演讲时，我才开始全神贯注地倾听起来。
二
丁武选，安徽阜南的骄傲，于1929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便投身于红军的怀抱。彼时，他已步入46岁的高龄，对于我们这些晚辈而言，他无疑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先驱。他性格坚毅，敢于仗义执言，赢得了广泛而深切的尊敬与敬仰。
▲丁武选（1897—1993），在我国开国初期脱颖而出，成为一位杰出的将领。他曾光荣地担任武汉军区军事法院院长一职。
丁武选处长对一二九师根据地的历史渊源及干部队伍建设等关键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对八路军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尽的阐述。随着讨论的深入展开，议题的范畴也逐步扩大。他着重指出，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的评价中，似乎带有不公与偏见的成分。
于这座气势恢弘的大礼堂中，汇集了八路军三个师的团级以上将领以及众多源自不同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亦同聚一堂。丁处长的讲话立刻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关注。他缓缓述说许多鲜为人知的往昔往事，言语间透露出详尽的细节，情感随着讲述逐步高涨，激动之情显而易见。批评的矛头最终直指毛泽东主席，追溯问题的源头直至红军时期。
当八路军正式宣告成立之时，其核心成员主要源于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具体而言，第一方面军在整编过程中，演变成了八路军的一一五师；而第二方面军则转变为一二〇师；至于我军的第四方面军，亦经过重塑，成为了一二九师。
丁武选对党中央及毛泽东对第四方面军的信任表现出了担忧，他质疑道：“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期间多次批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但在干部的选拔与任命上，您是否也察觉到自己的立场可能存在偏差？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一职，难道不应该通过公平竞争和选拔优秀人才来确定吗？”丁武选进一步列举了八路军以及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的主要领导人员，并强调即便刘伯承与邓小平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第四方面军也应涌现出杰出的人才。他还指出，徐向前总指挥一职仅由副师长兼任，这显然是对第四方面军的不公平待遇，也暴露出对其的不信任态度。
丁处长续言道：“历经长征的艰苦岁月，张国焘公然倡导分裂，公然与中央政府抗衡，终致红军分裂，背离了党的初衷。他犯下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我们广大干部与战士均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抵制。四方面军成功北上，重返中央的怀抱，正是我们坚定立场的有力证明。张国焘的错误是他个人的过错，中央对他的批判是合理且必需的。然而，这一错误不应归咎于四方面军的干部与战士。在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上，张国焘负有主要责任，而一方面军亦存在失误。纵然对张国焘的批判无可非议，但四方面军的众多干部也因此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其中，一些高级干部因承受不住压力，甚至萌生了离职的念头。”
现场一片寂静。丁处长所谈到的这些议题，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数年之前。
三
在红军长征这一波澜壮阔的征程中，一、四方面军在川西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气息的土地上，迎来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会师。一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团队中，知识分子占据了不小的比例，而四方面军的干部则主要源自于工农阶级。两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凭借着他的十万雄师，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都明显超越了一方面军，军力显得尤为强大，私欲亦随之不断膨胀。他开始向中央谋求更高级别的职位和更广泛的权力。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轨迹，不自觉地影响了部分干部。面对一方面军从江西根据地撤退，人数锐减至一万余人这一现实，有人心生非议，对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亦不时流露出尖锐的批评之辞。
1918-1938
“出走”二字，道出了四方面军在历经第三次草地北征、与中央红军在陕北实现胜利会师之后，中央对“国焘路线”进行的清算，以及随之而来的针对张国焘的批判大会。这一举动让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深感羞辱，似乎将张国焘的过错与整个干部战士团队的失误紧密相连，让他们难以昂首挺胸，心中充满了郁结。
对张国焘的分裂举动及其错误路线的剖析，尽管刻不容缓，然而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却远超最初的预料。竟有人将张国焘及其率领的四方面军干部与战士视为同一体，这一做法激起了众人的公愤，也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眼含泪水，默默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楚。这些事件在四方面军干部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与不满，部分人甚至感到在延安难以安身立命，纷纷提议重返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投身游击战的烽火之中。
丁处长悲愤交加。众多军方高级将领，如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不幸陷入拘押，他们被指控“阴谋策划反革命组织”、“背离革命信仰”及“企图武装潜逃”等多项罪名。为何他们选择离队？若无先兆，何以招致后续的悲剧？这些将领最终均遭受了不公的审判，刑期长短不一，从数月至一年不等。这起事件显然是一起令人痛心的冤假错案！
回望往昔，那段岁月所蕴含的情感，再度激起了中央党校前四方面军学员们心中强烈的共鸣。
四
丁处长补充说明：关于先前员工离职的问题，中央政府已经妥善处理，此事已随时间推移而平息，不再需深入追究。但你去年却再次提起旧事，通过一封电报对原四方面军的职位分配及工作安排提出了“应有差异”的看法。这种所谓的“差异化对待”实际上反映了对我们四方面军干部的不信任。尽管这一事件已经过去很久，毛泽东同志，你是否至今仍有疑虑？那封电报一度影响了129师的士气，如今甚至导致了“未经批准擅自离队”的不良后果。
我国某军分区司令员及其两位团级同仁，因对中央的不公与信任的缺失深表愤懑，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职的决定。幸赖您的电报及时传达到达，使得那些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南北征战、为党的崇高事业奉献了数十年青春与智慧的杰出战友，得以避开了不幸的结局。
丁处长情绪高涨，热泪盈眶。他的言辞触及在座众人的心扉，使得会场的氛围顿时变得庄重而庄严。
在党校的学员行列中，众多来自一二九师的干部对这一事件了如指掌。丁处长的讲述，令这些曾经的四方面军战士们深受触动，感慨之声不绝于耳。现场甚至有几名老战士情不自禁地在会场中潸然泪下。
一、二方面军的干部由于对相关情况了解不深，对真相的探寻愈发迫切，会场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庄重。鉴于这些干部对局势的迷茫以及对揭示真相的紧迫需求，会场的紧张情绪迅速升级。
面红词难。
往日，陈赓将军素来随性，不拘小节，然而此刻，他却显得格外沉静。记得那些会议上的场景，毛主席站在讲台上，激情满怀地发表演讲，而陈赓旅长则安静地坐在台下，全神贯注地倾听。若是他感到口渴，便会毫不犹豫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杯，尽情畅饮，却从不带走任何东西，随即又悄然回到自己的座位。然而，今日的陈赓旅长却低头沉思，话语也变得稀少。
会场哭声与骚动。
五
起初，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红军部队完成了转型，毅然蜕变为八路军，并迅速组建了三支精锐部队，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同时在各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鉴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复杂多变、地理环境千差万别以及人员构成的多样性，各师的干部任命及个人状况亦显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这一事件原本不过是寻常小事，但考虑到“批判张国焘”运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一些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心中依旧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尤其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众多师级干部齐聚一堂，彼此间的比较在所难免，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他们内心的自我怀疑，感觉自己与旁人存在差距。他们甚至深切地感受到，中央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仍存有偏见，疑虑未曾消散。
这些不满与疑虑在干部队伍中悄然扩散，引起了党中央的深切关注。面对这一局面，为了维护整体的团结与稳定，党中央于1942年7月2日向一二九师发出了一封重要电报，即《中央关于处理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在处理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信任度及工作分配时，我们必须明确区分，然而，这种区分绝不能演变成任何形式的歧视。”……这一观点一经提出，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干部队伍中引起了剧烈的讨论，掀起了轩然大波。
掷石入水，波光粼粼，一圈圈涟漪随之荡漾开来。然而，一些干部的思想渐行渐偏，趋向极端。他们坚信党中央对我们尚未完全信任，在干部选拔和岗位分配的问题上，他们坚决主张应与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区别。
“怎能简单以‘各不相同’概括？这无疑是对我军四支部队的轻蔑，选拔干部竟设有等级，区别对待。难道我们沦为被遗忘的孤儿？……多年来，我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无论身至何方，皆是为了革命伟业，为驱逐侵略者而战！不，我已决定离去，重返大别山，重新集结力量，再度掀起游击战的狂潮……”
余伦胜的此举，瞬时唤起了众人的强烈共识。不久，那位分区司令员果真亲自领兵，率领众多部将，毅然离队。
在离队成员之中，两位姓黄的团级军官显得尤为突出，他们身旁伴随各自的警卫和随行人员。他们身着标准化的八路军军装，腰间紧挂长枪，策马奔腾，目的地正是鄂豫皖地区。鉴于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他们此番身着军服，身份尊崇，若非得益于我方地方交通线路的巧妙遮掩，他们几乎难以突破封锁之线。
在敌我边界线的模糊地带，他们滞留了整整两天，却不幸被当地的民兵察觉。民兵对他们身份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随即被临时拘押。在一二九师的联络与援助下，他们最终被押送返回太行山区。
自投身革命事业以来，我们始终秉持不懈的奋斗精神。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部竟然出现了分区司令员公然擅离职守的恶劣行径！对此事件，我们必须予以严肃处理！
该犯人已被移交给军法处接受审判，其军中擅自逃亡的行径将受到严厉的惩处。首要策划者余伦胜，以及两位姓黄的团长，将承受极刑的裁决，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余伦胜，自红军时期至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因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坚定不移的战斗精神而闻名。他曾领军红四方面军中声名显赫的“夜袭老虎团”，战功赫赫。然而，今日他却被“擅离职守”的罪名所累，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死刑。而他所指的“擅离职守”，实则源于对党中央电报指示的不满。一二九师的众多干部对此深感困惑，然而军法如铁，历史上“挥泪斩马谡”的悲剧并非孤例。
此案呈报至刘伯承师长面前，刘师长直言不讳地表示：昔日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现已无法弥补，逝去的生命无法复生。此外，此次“开小差”事件具有其特殊性，对于旅级干部的处决，必须上报中央，并严格遵守批准的程序。
党中央立即作出果断反应，明确指出：必须严格把控，确保无损毫发，立即将人安全送往延安。
这正是丁武选处长所提及的“出走事件”。随后，我们得知余伦胜等同仁已被押解至延安，并被分配至“抗大”接受进一步的再教育。
余伦胜幸免于难。正值新中国诞生之际，他荣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一职。在解放广东与海南的激战之中，两位姓黄的团长英勇捐躯，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了新中国的诞生。
六
在大会的讲台之巅，丁武选处长发表了一篇尖锐且有力的演讲。令人称奇的是，那封由党中央发出的指示电报，竟是由毛主席亲笔所撰。
会场的气氛沉重而凝重，丁处长站立在台上，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的声音哽咽，带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在下方，连绵不断的议论声如暴风雨前的低沉压抑，使得整个空间充满了压抑感，仿佛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毛泽东主席正居座首排，背后汗珠连连滴落。他转过身，声音低沉地问道：“伯承啊，瞧见部队士气如此高涨，显然问题不容小觑，为何你没有提前向我汇报？”
刘伯承心头郁积着诸多不快，随手将笔记本丢至一旁：“既然这电报出自你手，我还有什么可多言？”实则，为了捍卫党中央的声誉，他从大局出发，已对129师投入了巨大的辩解与说服之力。
毛泽东长叹一声，不禁感慨万分：“唉，这真是令人费解至极。我的电报本意绝非如此，却没想到竟引发了如此严重的误会！”
丁武选毫无顾忌地将目光聚焦于毛泽东，急切期盼着能听到他对于此事的详细说明。
毛泽东神色凝重，缓缓起身，目光所及之处，是台下成百上千双凝神注视的目光。会场内寂静无声，仿佛连空气都凝固成了固态。
毛泽东语气凝重地指出：“同志们，有必要消除一个误解。关于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的指示，那封电报确实出自我的手笔，但电文中的用词本应采用‘一视同仁’，而非‘有所不同’。”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在传达的指示中确实存在某些“差异”之处！”台下一人情绪激昂地大声说道。
尊敬的同仁们，纵使心中涌动着千言万语，我仍觉得难以将此事阐述得清晰透彻。中央的电报档案已得到妥善保管，恳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派代表前往电报局进行详细核实。若我的电文确实存在所谓的“差异”，我愿意接受大家的公正裁决；若电文内容确实贯彻了“一视同仁”的原则，那么在此，我恳请大家能够予以理解与宽容。
一二九师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群体，经过层层严格筛选与细致甄选，最终精选出五位代表，他们专程前往电报局进行了核实。随着这项关键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日的会议亦随之暂时进入休止阶段。
会后，刘师长向我发问：“小秦，尽管余伦胜在你们轮训队的事故已得到妥善解决，但部队干部的情绪波动如此之大，你为何没有及时向我汇报此事？”
谈及恩师，此事我已有所提及。看来您对此有所误解，余伦胜确实是我们第一队的一员。至于我与他的过往，相信您应当记忆深刻。今番特意向您详细叙述我们队伍的现状。那日，您正端坐在房间的桌旁，参谋长亦在一旁默默静坐……
“哎，的确是如此，您刚才提及的那件往事，我的记忆顿时变得鲜明。真令人惊讶，时至今日，那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刘师长将双手置于身后，步履不紧不慢，缓缓地来回踱步。
七
翌日，会议的议程按序顺利进行。一二九师委派之代表，手持电报原件，于会上予以宣读，并向所有与会者公开展示。电文稿上的文字书写工整，字迹清晰可见，其内容明确指出：“一视同仁”。
事实上，中央的这一指示在译电过程中出现了诸多差错，甚至出现了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情况，将“一视同仁”错误地发送成了“有所不同”。因此，这并非毛泽东的过失。
会场的气氛再次陷入沉寂，众人的眼角不禁泛起泪花。就在此刻，台下一声激昂的呼喊划破了这份宁静：“毛主席万岁！”紧接着，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如同暴风骤雨般在会场内此起彼伏，回荡不息。
毛泽东精神振奋，挺身而立，手臂挥动不止，激情洋溢，直至众人的情绪逐渐趋于平静。
尊敬的同志们，鉴于在译电过程中不幸出现了失误，导致了误解，我代表自己向大家表示最诚挚的歉意。中央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错误，并在《党的生活》杂志的北方局专栏中迅速进行了更正。已离队的同志们均已安全抵达延安，正在接受进一步的深造与培训，此次事件已得到妥善处理。在此，我们更应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彻底消除历史遗留问题可能引发的任何裂痕……
会场欢呼声再起。
毛发言持续。
正如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下各式各样的错误，政党亦然。唯有持续进行自我纠错，方能从稚嫩走向成熟。我党亦坚持这一信念。在历经不同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层也曾犯下“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其中一些失误甚至将革命推向了灾难的边缘。在红军时期，党内“肃反”的过度扩大以及“左”倾机会主义的蔓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众多优秀的同志遭受了冤屈，甚至被错误地夺去了生命，许多干部也因此失去了党籍。（推荐阅读《富田事变与平反》《红一军军长遭暗杀》《被张国焘杀害的英烈》）
众多干部源于工农基层，经过无数历练，逐渐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在国内战争的狂风暴雨中，他们以对革命和党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彰显了忠诚；在民族战争的硝烟滚滚之时，他们更是凸显了英勇无畏、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
中央明确指示，对于红军时期在“肃反”运动中，虽未查出背叛革命的确凿罪行的干部和战士，应予追认为革命烈士；对于那些因各种缘由被剥夺党籍的同志，若未发现其有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罪证，应恢复其党籍，且党籍恢复的起始日期将重新追溯至其最初入党之时。
毛泽东的发言再次在会场掀起波澜，激起了在场众人的泪水，甚至有人情绪失控，失声痛哭。在这群人中，原二方面军的战友们的哭声显得尤为悲切。
回首往事，始觉在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和肃反运动在原二方面军中尤为激烈，由此引发了基层党组织的严重断层，无数干部战士不幸陷入了党籍被剥夺的困境。（建议阅读《夏曦湘鄂西“肃反”记》）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关键指示，成功校正了我党在十年内战期间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众人的冤屈与泪水得以洗净，宛如久别归乡的游子重逢慈母，重享母怀的温暖与抚慰，深切感受到了母爱的宽广与深情。
现场，泪水如潮水般涌动，哭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其间不时穿插着抽泣的哀鸣。人群纷纷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一声呼唤，都饱含着无尽的敬意与深情。
对“不同”与“一律平等”的误解之隔已渐渐消弭。这段鲜为人知的短暂插曲，虽未在我党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对于我这个平凡的共产党员来说，那段在延安的时光，却成为了我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深刻记忆。中央党校大礼堂内此起彼伏的哭泣与欢呼声，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荡，未曾停歇。
【作者简介】
▲在1946年的春日，秦忠（居中，其右侧为夫人谢建华，位居中排第二位，面向右侧）与他的战友们一同合影，以此方式定格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秦忠，本名秦懋书，1917年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称红安。早年投身革命浪潮，于1930年毅然投身红军行列，并于1933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历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第93师交通队队长、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以及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要职。新中国成立后，秦忠同志转赴湖北省政府工作，直至1993年，他光荣地退休。